【解读】毛选02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开篇
（一九二七年三月）
（再有一个月，就是四一二政变了。
当时，革命派内部因为农运问题发生了极大争论。 争论的内容是农民运动到底是好得很，还是糟得很。
因为随着农运的深入，开始触动原先的利益分配格局了，激起了很多反对力量。
任何革命，遇到的第一个大问题，不是如何革命的问题，而是如何对抗处理反革命力量的问题。
变古乱常，不死则亡。
动人蛋糕，犹如杀人父母，开创体系，犹如灭人满门。
这么大一个事，你要是做成了，自然就是你说了算，做不成自然是不死则亡。
古今多少人和事，都是亡于此。
创造蛋糕的人是伟大的，敢动蛋糕分配格局的是人，是勇敢的。不管什么时代，不管是什么组织，只要改革，就会有因为改革获益的人，也会有因改革利益受损的人。
在利益面临，没有人会坐以待毙。当改革改到自己头上的时候，必定会想尽办法阻止改革。
教员他们在农村搞农民运动，打倒地主，打倒乡团，把农民的地位抬上来，这样的改革，从根本上动摇了在中国存在了上千年的农村格局。
每一个被打倒的地主背后，都牵涉到了很多人，地主是一群掌握了资源的人，他们的子女他们的族人，可以接受教育，可以考官，可以在社会体系中身居要职。势力关系网，就像一株老树，盘根错节。而革命党中有很多人，都是地主子弟，在农运过程中，这些原本
要革命到底的革命者，动摇了。
他们一开始不反对农民运动，是因为农民运动还没有发展起来，而已经被组织起来的农民，却能为北伐提供助力，帮助他们打败旧军阀的军队。
所以一开始，他们是欢迎，可当农民运动进入深水区后，开始波及这些人的利益后，很多人都不答应了， 要阻止农民运动。
从一开始，共产党人和国民党中的右派，想要的东西就不一样。他们想要的是改良社会制度，维护自己的社会地位，而不是把自己的命也革了。但教员他们要的是一个新社会，一个底层人民也能当家作主的社会。
随着革命胜利在望，内部矛盾不可避免的被激化了。到了分蛋糕的时候，人才会露出自己的真面目。
一开始，他们只是批评农民运动，让陈独秀停止农民运动，并把自己的亲友从被打倒的阵营中，解救出来。
在压力面前，陈独秀犹豫了，害怕了，他不敢继续下去，开始对党内负责农运的同志拍桌子，批评他们，指责他们。
作为农运的主要负责人，教员用调查报告和笔杆子予以回击，说明那些指责是不对的。
教员的文章写得很好，结论也很正确，但这并不能说服利益受损者们，放下成见。
你说的再好，却不是他们想要的，他们又怎么会听进去呢？
根本利益引起的冲突是无法用说服的方式来解决的，放弃幻想。
在革命党人自以为辩论赢的时候，蒋光头却瞬间暴起用枪杆子砸烂了一切。
这些人在发难前，阴险得很，悄无声息。
一夜之间，形势逆转，战友被屠杀，事业被摧毁，成果被窃取 了，共产党人无比愤怒，心都在滴血，但没有任何办法，他们手里没有枪。
枪杆子要发火，笔杆子是拦不住的。
四一二政变后，教员从老蒋那里明白了，枪杆子里出政权的道理。
这是血的教训，但很多人并不懂得这个道理。什么是枪杆子？
枪杆子就是实力，枪杆子就是你说话算话的保证。
我老是让各位思考三个问题：你有什么？你想要什么？你愿意放弃什么？
问你有什么？
就是在问你有没有枪杆子，有几把枪。
如果你没有枪杆子，那你说的就不算，自然也就谈不上想要什么。
所以一切的问题起点是：你有什么？
如果你什么也没有，两手空空，脑袋空空，那你当下所有的工作，都应该围绕“拿到枪杆子”展开。
究竟什么是枪杆子？
对于革命党人来说，武装革命或者说根据地就是枪杆子，但对于我们这些普通人来说，什么才是枪杆子呢？
能为你的生存提供保障的就是枪杆子。
工作、学历、技能证书、钱、小吃摊等等，都是枪杆子，只不过有的枪杆子保障更强，比如清华北大的学历证书，体制内的工作，高级技能的证书。
强有力的枪杆子，自然也能为你的生存提供强有力的保障。
对于大多数人来说，竞争优势的获取，掺不得半点假，需要苦心经营，长期积累，这是一个很漫长和艰苦的过程。
就像《肖申克的救赎》里的主角，他所有的工作都在围绕挖地道展开。
你想要的一切，都得等你挖通地道，逃离监狱的那一刻，才能拥有。不然就是妄念。
但很多人在做人生规划的时候，都在写自己多少岁时要拥有这个那个，有一套多大的房子，有一辆什么牌子的车，却根本没有想好，该如何打造自己的根据地，握住自己的枪杆子。
人生就是打牌，有些人一出生就自带两个王四个二，人家想怎么打就怎么打，但大多数人手里是没啥牌的，或者说牌不好，要么缺一张凑成顺子，要么缺两张凑成三带二。
没有牌，就只能一手一手的摸牌嘛。
这就叫必由之路，你无法绕开的。
只有等你手里的牌够了，够打出一个组合了，你才能拿这些牌，去换你想要的。
如果手里一无所有，别人出一个单 3 你都管不住，那你是没有选择权力的，哪怕机会如雨点般落下，一滴也不会落到你头上，那你想要什么，又从何谈起呢？
没的谈。
毛选第一卷前两篇文章，就在教你如何拿牌，后面的文章就在教你如何打牌。
《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是教员在思考要拿什么牌，才能有最大赢面。
而《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说明，教员已经明白，中国革命一定要拿到农民牌，这是主牌，是要死死攥在手里能要敌人命的牌，不是谁说两句话就可以放弃的副牌。
而老蒋发动四一二政变，让教员又明悟了一定要拿到武装力量这
张牌，两张牌拿到手后，互相配合，才有资格上牌桌，中国革命才有前途可言。
力量是组合出来的，你的牌面是你争取出来的。
有人读这两篇文章，一门心思的研究教员是如何分析事物的，但鲜有人思考教员做这些的背后是如何思考的。
如果分析来分析去，结果搞了半天你手里没牌，有什么用？只能看着别人吃肉喝汤，自己在一旁干瞪眼。
这是此篇文章的核心。）
农民问题的严重性
我这回到湖南，实地考察了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五县的情况。从一月四日起至二月五日止，共三十二天，在乡下，在县 城，召集有经验的农民和农运工作同志开调查会，仔细听他们的报 告，所得材料不少。许多农民运动的道理，和在汉口、长沙从绅士阶
级那里听得的道理，完全相反。许多奇事，则见所未见，闻所未闻。我想这些情形，很多地方都有。所有各种反对农民运动的议论，都必须迅速矫正。
革命当局对农民运动的各种错误处置，必须迅速变更。这样，才于革命前途有所补益。因为目前农民运动的兴起是一个极大的问题。很短的时间内，将有几万万农民从中国中部、南部和北部各省起来，其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无论什么大的力量都将压抑不住。他们将冲决一切束缚他们的罗网，朝着解放的路上迅跑。
一切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土豪劣绅，都将被他们葬入坟墓。一切革命的党派、革命的同志，都将在他们面前受他们的检验而决定弃取。站在他们的前头领导他们呢？还是站在他们的后头指手画脚地批评他们呢？还是站在他们的对面反对他们呢？每个中国人对于这三项都有选择的自由，不过时局将强迫你迅速地选择罢了。
（ 教员做完调查后，非常兴奋。
因为他看到了潜藏在农村里的还没有被释放的力量，这让教员看到了革命的未来，也看到了共产党的未来。
教员这个人是独立思考能力的，他没有被苏联模式俘获，苏联是靠工人起家的，通过发动城市里的工人，最后成功夺取了政权。
但中国不一样，中国是一个有几千年历史的农业国家，全国超 90%的人口都是农民。工人虽然也有，可却很少，力量还还不够强大。
在中国，脱离农民搞革命就是空谈。
事实上，中共的确对农民很重视，彭湃等人很早就开始搞农民运动讲习所了，他们看到了农民的力量。
但却没有人，想到要把农民当成核心力量，他们只是想借助农民的力量，掀起声势，最后夺取政权，还是要在城市里进行，要靠工 人。
因为自古以来，农村就是不受人重视的地方，古往今来，在中国这片土地上闹革命的，都是借助了农民力量，完成自己的事业，江山打下了之后，农民该干嘛还干嘛。
没有人把农民当成主角看待。
所以陈独秀不想把农民运动搞得太过火，很多革命党人也觉得把农民的地位抬得这么高，不是一件好事，对一些农运现象感到害怕，觉得适可而止就行了。
哪怕农民自己，也没有想过有一天能当主角。
当农民在农会里办公，发号施令，办案的时候，都有一种不切实际的感觉，这可真是开天辟地头一遭。
可教员经过一番调查后，得出了一个相反的结论。
农村大有可为，农民可以当主角。
因为对农民的认识不同，从这里，教员跟其他人就走上了一条不一样的革命道路。
后来的历史说明，党内除了教员之外，其他人的想法都是借助农民积攒力量，随后拿到城市的政权，只有教员是铁了心要在农村安 家，要专心搞农村农民的工作。
事实证明，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数人手中。干越大的事，就要借助最大的力量。
力量在哪，我就去哪。
牛人懂得如何借势，而教员这样的伟人懂得如何借助时代大势，来造属于自己的势。
农民这张牌，只要成功拿到手里了，就没有干不成的事。）
组织起来
湖南的农民运动，就湘中、湘南已发达的各县来说，大约分为两个时期。去年一月至九月为第一时期，即组织时期。此时期内，一月至六月为秘密活动时期，七月至九月革命军驱逐赵恒惕，为公开活动时期。此时期内，农会会员的人数总计不过三四十万，能直接领导的群众也不过百余万，在农村中还没有什么斗争，因此各界对它也没有什么批评。因为农会会员能作向导，作侦探，作挑夫，北伐军的军官们还有说几句好话的。十月至今年一月为第二时期，即革命时期。农会会员激增到二百万，能直接领导的群众增加到一千万。因为农民入农会大多数每家只写一个人的名字，故会员二百万，群众便有约一千万。在湖南农民全数中，差不多组织了一半。如湘潭、湘乡、浏阳、长沙、醴陵、宁乡、平江、湘阴、衡山、衡阳、耒阳、郴县、安化等县，差不多全体农民都集合在农会的组织中，都立在农会领导之下。农民既已有了广大的组织，便开始行动起来，于是在四个月中造成一个空前的农村大革命。
（ 这段在解释说明，为啥农运会在这几个月造成如此大声势，吸引了这么多批评声。
因为前面几个月在苟发育，只提供了一些辅助作用，表现的人畜无害，各路豪杰自然也就不吝啬夸赞。
而后面几个月，量变产生了质变，农会已经可以动员影响上千万人，形成了一股可以左右形势的力量。
这股力量一展开行动就势如烈火，把一些老爷们吓了一大跳。 可见低调发育的重要性，想发育就要低调，高筑墙，广积粮，缓
称王，是搞革命的真理。
因为当你掀开底牌后，就要有面对狂风暴雨的准备，就得有一锤定音，站稳脚跟的本事。
如果还没有怎么样，就着急的掀开底牌，势必要遭到猛烈的打击。
当时，教员的经验不足，把事情想得简单了点。
看到了革命力量的强大，却没有想到反对力量竟也如此强大。）
打倒土豪劣绅，一切权力归农会
农民的主要攻击目标是土豪劣绅，不法地主，旁及各种宗法的思想和制度，城里的贪官污吏，乡村的恶劣习惯。这个攻击的形势，简直是急风暴雨，顺之者存，违之者灭。其结果，把几千年封建地主的特权，打得个落花流水。地主的体面威风，扫地以尽。地主权力既倒，农会便成了唯一的权力机关，真正办到了人们所谓“一切权力归农会”。连两公婆吵架的小事，也要到农民协会去解决。一切事情，农会的人不到场，便不能解决。农会在乡村简直独裁一切，真是“说得出，
做得到”。外界的人只能说农会好，不能说农会坏。土豪劣绅，不法地主，则完全被剥夺了发言权，没有人敢说半个不字。在农会威力之 下，土豪劣绅们头等的跑到上海，二等的跑到汉口，三等的跑到长 沙，四等的跑到县城，五等以下土豪劣绅崽子则在乡里向农会投降。
“我出十块钱，请你们准我进农民协会。”小劣绅说。 “嘻！谁要你的臭钱！”农民这样回答。
好些中小地主、富农乃至中农，从前反对农会的，此刻求入农会不可得。我到各处，常常遇到这种人，这样向我求情：“请省里来的委员作保！”
前清地方造丁口册，有正册、另册二种，好人入正册，匪盗等坏人入另册。现在有些地方的农民便拿了这事吓那些从前反对农会的人：“把他们入另册！”
那些人怕入另册，便多方设法求入农会，一心要想把他们的名字写上那农会的册子才放心。但他们往往遭农会严厉拒绝，所以他们总是悬心吊胆地过日子；摈在农会的门外，好像无家可归的样子，乡里话叫做“打零”。总之，四个月前被一般人看不起的所谓“农民会”，现在却变成顶荣耀的东西。从前拜倒在绅士权力下面的人，现在却拜倒在农民权力之下。无论什么人，都承认去年十月以前和十月以后是两
个世界。
（ 几千年来，农民能像今天这样神气，还是头一遭。
农民还是那个农民，劣绅还是那个劣绅，为何短短几个月的间，就能发生身份上、心理上的互换呢？
这说明，人会自己限制自己，扼杀自己的可能性。
当有外力拿掉了自我限制的思想枷锁，人就会爆发，生出无限的可能性。
而这反映出来的深层次问题是，人是一种生活在意义罗网之上的生物。
区别只是，你活在他人编织的罗网之上，还是生活在自己定义的罗网上。
你认为有意义的事，你认为永远都不能变化的东西，很可能就是他人故意灌输给你的。
农民凭什么不能当社会的主人，不能成为社会追捧的新贵？陈胜吴广只说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却没有质疑农民本身凭啥不能受人尊 重？
教员用事实证明，完全可以。这就是社会的进步。
换言之，当所有人都说你不行的时候，你也要坚定的告诉自己能行。
父母也好、朋友也好，领导也好，他们可能会出于各种目的，用言语来打击你。
企图锁死你的精神世界，再锁死你的物质世界。
教员年轻的时候，他父亲也经常打击他，说他懒惰无能不孝，教员看水浒传这些书的时候，也被老师严厉惩罚过。
教员是如何做的呢？
面对责骂和打压，教员选择有技巧的反抗，父亲责骂他，他就引用经书上和父亲以前说过的话来反击。
父亲骂他不孝顺，他就回以父慈才能子孝。父亲说他懒惰，让他多做工作，他就反驳父亲，长辈就应该比晚辈多干事，说你的年纪比我大三倍，理应比我多干事，跟父亲说，我到了你这个年纪，肯定要比你有力气，能做更多的事。
当老师打他打得太狠时，教员决定逃学，又害怕回到家里被父母打骂，就决定去县城，结果不认识路，在家附近的山里转了两三天的
圈子，被家人找到后，父母由于担忧教员再干出什么不可预料的事，也没有过分责骂他，老师从此后也打得轻了。
教员跟斯诺回忆这件事的时候说，那时他才 10 岁，但这次成功的 “罢工”，收获了很多预料不到的成果，这深深影响了他。
教员自己的亲身经历说明了什么？
说明，地位是靠争取出来的，不是别人施舍出来的。如果你自己不争取，老天都帮不了你。
而其他人也会想尽办法告诉你，认命吧，你怎么能和谁谁比呢，放弃吧，这个世界就是这么黑暗，哪怕你舍弃生命，也不会改变什 么。
你周围的人，会通过真真办法，让你放弃争取。
而教员从小就明白了争取的意义，懂得反抗压在自己头上不合理的强权。
几千年来，从来没有人跟农民说，你们也可以当主角。从来没有人说过，也没有人办到过。
是教员这群人把天捅开了一个窟窿，让农民突破了强加在自己头上的幕布，看到了新的世界。
哪怕只是一眼，便已经让人发生了质变。
我想，这就是解放的含义所在。
虽然大革命失败了，但农民运动的种子已经播撒出去了，总有一天会开花结果。
现在有很多人，虽然生活在现代化的社会，但他们的思想还停留
在几百年前的白鹿原上。
解放思想喊了这么多年，可真正能解放头脑的，能有几个？你跳不出他人编织的意义罗网，自然要随着他人翩翩起舞。
）
“糟得很”和“好得很”
农民在乡里造反，搅动了绅士们的酣梦。乡里消息传到城里来，城里的绅士立刻大哗。我初到长沙时，会到各方面的人，听到许多的
街谈巷议。从中层以上社会至国民党右派，无不一言以蔽之曰：“糟得很。”即使是很革命的人吧，受了那班“糟得很”派的满城风雨的议论的压迫，他闭眼一想乡村的情况，也就气馁起来，没有法子否认这“糟”
字。很进步的人也只是说：“这是革命过程中应有的事，虽则是糟。”
总而言之，无论什么人都无法完全否认这“糟”字。实在呢，如前所 说，乃是广大的农民群众起来完成他们的历史使命，乃是乡村的民主势力起来打翻乡村的封建势力。宗法封建性的土豪劣绅，不法地主阶
级，是几千年专制政治的基础，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的墙脚。
打翻这个封建势力，乃是国民革命的真正目标。孙中山先生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所要做而没有做到的事，农民在几个月内做到了。这是四十年乃至几千年未曾成就过的奇勋。这是好得很。（）完全没有
什么“糟”，完全不是什么“糟得很”。“糟得很”，明明是站在地主利益
方面打击农民起来的理论，明明是地主阶级企图保存封建旧秩序，阻碍建设民主新秩序的理论，明明是反革命的理论。每个革命的同志，都不应该跟着瞎说。你若是一个确定了革命观点的人，而且是跑到乡
村里去看过一遍的，你必定觉到一种从来未有的痛快。无数万成群的奴隶——农民，在那里打翻他们的吃人的仇敌。农民的举动，完全是对的，他们的举动好得很！“好得很”是农民及其它革命派的理论。一
切革命同志须知：国民革命需要一个大的农村变动。辛亥革命没有这
个变动，所以失败了。现在有了这个变动，乃是革命完成的重要因素。一切革命同志都要拥护这个变动，否则他就站到反革命立场上去了。
（
教员写这个报告，分成了几个版本。
给党内看的，和给国民党看的不一样，给党内看的用词就比较严厉和直接一点。
大革命时期，国民党实际上是个阶级同盟，里面什么样的人都
有，大家都汇聚在反封建的三民主义大旗之下。
但随着革命的深入，这个群体开始分化。就如同新文化时期的知识分子分化一样。
胡适这个人是有些新东西，可他最大的问题是不反帝国主义，所以随着新文化运动的前进，以胡适为代表的一群人就分化出来了。
可能很多人不清楚，教员对胡适一开始是很尊重的，教员没有出国留学，跟胡适的建议也有一些关系，包括胡适那句“多研究些问 题，少谈主义”对青年毛泽东也形成了很大影响。
后来，教员曾一再邀请胡适回来做一些工作，但胡适却反复建议他放弃武装力量，学无为主义，让共产党当中国第二政党。
胡适的这种态度，让教员彻底失望了。
人这一生，走走停停，哪怕是以前紧紧追随的人，等你走到一定阶段，也只能选择分道扬镳。
道不同，分化就是不可避免的。
现在搞农运，大革命里一些地主阶级出身的人，也分化出来了，而且这次农会显威，让资产阶级、官僚主义、买办阶级都心生警觉，离心现象开始加重。
教员说“每个革命的同志，都不应该跟着瞎说”这是跟党内同志说的。
农民明明是咱们的王牌，别人说要丢弃，我们自己怎么也能跟着瞎起哄呢？
我们不仅不能丢弃，反而要好好研究，紧紧攥住。
开头我提到，你有什么，你想要什么，你愿意放弃什么。
写到这里的时候，教员其实已经回答了，一定要农民牌，同时愿意放弃一部分中间势力和右倾势力。
但当时的我党还很年轻，处理复杂问题的能力有限，对军队的影响力很小，只在宣传、组织这一块有一些经验 ，以及几万党员。
这样的实力，就算把农民牌拿起来了，也握不住。没有枪杆子来保障自己的生存。
有机会，你也握不住，这就是问题所在。
这里深层的核心问题，其实是如何处理同盟内的力量分化问题，分化不可避免，可在何时分化，如何分化， 是有很大讲究的。上一篇教员说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以攻击真正的敌人。
但在这篇文章里就遇到了一个问题，有两个朋友目前都值得团结，可他们之间有矛盾，力量都很强大，那该如何决策呢？
这个问题解决不好，就可能滋生出很大的困难。
要想做成事，就一定要有取舍，要有壮士断腕的决心。
对于个人来说，在促成团结合作的时候，就一定要想到分化退出时的问题。
不然到时分化，结果你这个创始人反被排挤出公司了，哭都没地方哭。
说在前头的不是丑话，而是保命符。
当时，教员他们就没有想清楚这个问题，还是对老蒋他们有了太多不现实的期待。
这种轻视，导致中共内部的保密工作和组织工作，很不完善。 老蒋反戈一击的时候，中共毫无抵抗能力，出现了极大损失，差
点全军覆没。
）
所谓“过分”的问题
又有一般人说：“农会虽要办，但是现在农会的举动未免太过分 了。”这是中派的议论。实际怎样呢？的确的，农民在乡里颇有一点子 “乱来”。农会权力无上，不许地主说话，把地主的威风扫光。这等于将地主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把你入另册！”向土豪劣绅罚款捐款，打轿子。反对农会的土豪劣绅的家里，一群人涌进去，杀猪出 谷。土豪劣绅的小姐少奶奶的牙床上，也可以踏上去滚一滚。动不动捉人戴高帽子游乡，“劣绅！今天认得我们！”为所欲为，一切反常，竟在乡村造成一种恐怖现象。这就是一些人的所谓“过分”，所谓“矫枉过正”，所谓“未免太不成话”。这派议论貌似有理，其实也是错的。第一，上述那些事，都是土豪劣绅、不法地主自己逼出来的。土豪劣 绅、不法地主，历来凭借势力称霸，践踏农民，农民才有这种很大的
反抗。凡是反抗最力、乱子闹得最大的地方，都是土豪劣绅、不法地主为恶最甚的地方。农民的眼睛，全然没有错的。谁个劣，谁个不
劣，谁个最甚，谁个稍次，谁个惩办要严，谁个处罚从轻，农民都有
极明白的计算，罚不当罪的极少。第二，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
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 动。农村革命是农民阶级推翻封建地主阶级的权力的革命。农民若不用极大的力量，决不能推翻几千年根深蒂固的地主权力。农村中须有一个大的革命热潮，才能鼓动成千成万的群众，形成一个大的力量。
上面所述那些所谓“过分”的举动，都是农民在乡村中由大的革命热潮鼓动出来的力量所造成的。这些举动，在农民运动第二时期（革命时
期）是非常之需要的。在第二时期内，必须建立农民的绝对权力。必
须不准人恶意地批评农会。必须把一切绅权都打倒，把绅士打在地下，甚至用脚踏上。所有一切所谓“过分”的举动，在第二时期都有革
命的意义。质言之，每个农村都必须造成一个短时期的恐怖现象，非
如此决不能镇压农村反革命派的活动，决不能打倒绅权。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不能矫枉。这一派的议论，表面上和前一派不同，但其实质则和前一派同站在一个观点上，依然是拥护特权阶级利益的地主理论。这种理论，阻碍农民运动的兴起，其结果破坏了革命，我们不能不坚决地反对。
（
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不能矫枉。
估计很多人看到这句话，都会联想到后来的很多事。但二者并没有什么关系。
很多人做事情的时候，是很纠结的。既怕兄弟苦，又怕兄弟开路虎。
在农民运动这个事，很多人想借用农民的力量，但又想很好的把
这股力量控制在一个范围内，这个范围的边界，就是不能伤害到自己的利益。
释放，是因为需要力量，控制，是因为害怕这股力量。但甘蔗没有两头甜，好处不能都让你一个占去了。
教员这个人，真是天才，人性大师。
他做事情，是非常符合人性的，教员懂人心，也懂人性，他知道人这种生物的很多行为，不是事实决定的，而是预期决定的。
农民刚被鼓动起来的时候，其实是比较担忧的，他们对这个事的预期，不太高，颤颤巍巍的出来试探。
但经过第二期的鼓动后，农民的预期被提高了，他们对未来对自己的命运有了很高的期待。
这个时候，如果你来敲打一下， 来阻止一下。那他们的预期，立马就会降回去，
降回去后，再想将其鼓动起来，就很难了。
以后你再喊口号，人家就不相信了，农民就有心理负担了，认为你们是在骗他们。
所以必须鼓励，让他们探索新的边界，形成新的心里舒适圈，记忆点。
第一时期是组织时期，分秘密活动和公开活动两段，第二时期是革命时期，是农会组织改天换地的时期。
这个时候不需要指责，只需要无条件的支持。 因为革命的环境很糟糕，急需为农民注入信心。
信心比黄金重要。
一个群体要是有了信心，什么事都能干成。
）
所谓“痞子运动”
国民党右派说：“农民运动是痞子运动，是惰农运动。”这种议
论，在长沙颇盛行。我跑到乡下，听见绅士们说：“农民协会可以办，但是现在办事人不行，要换人啦！”这种议论，和右派的话是一个意
思，都是说农运可做（因农民运动已起来，无人敢说不可做），但是现在做农运的人不行，尤其痛恨下级农民协会办事人，说他们都是些 “痞子”。总而言之，一切从前为绅士们看不起的人，一切被绅士们打在泥沟里，在社会上没有了立足地位，没有了发言权的人，现在居然伸起头来了。不但伸起头，而且掌权了。他们在乡农民协会（农民协会的最下级）称王，乡农民协会在他们手里弄成很凶的东西了。他们举起他们那粗黑的手，加在绅士们头上了。他们用绳子捆绑了劣绅，给他戴上高帽子，牵着游乡（湘潭、湘乡叫游团，醴陵叫游垅）。他
们那粗重无情的斥责声，每天都有些送进绅士们的耳朵里去。他们发号施令，指挥一切。他们站在一切人之上——从前站在一切人之下，
所以叫做反常。
（ 变古乱常，不死则亡。
这话原本是评论晁错的，晁错死的很惨。他要削藩，结果激起了七国之乱，汉景帝惊慌失措下，听信谋士的话，要杀晁错以消七国怨恨。
杀晁错的决定，是在仓促之间下的，什么流程都没有走，把晁错诱骗回来后，直接就腰斩了，死的时候还穿着朝服。
汉景帝这一手确实不太地道，而晁错也成了一个特殊符号，每有人要干大事，就会有人拿晁错举例子。
而教员领导的农民运动，就是典型的变古乱常，要的就是打倒旧
社会的一切，再造一个新社会。
在古人看来，做违背常理的事，没有任何好处，而且会遭受极大反噬。
商鞅就是最典型的例子。
商鞅变法，虽然帮助秦国强大起来了，可同时他也把旧贵族得罪光了，而新的贵族，又不愿意帮他的忙，当他失势的时候，新仇旧恨一起算，落得一个五马分尸的结局。
还有洪秀全的太平天国也是一个例子，当时洪秀全弄了很多违背老百姓常识的东西，不得人心。
而教员弄的农民运动，得老百姓的人心，却不得地主老财的心。所谓的痞子运动，就是变古乱常的别称。
虽然教员有气魄，不会觉得这样有什么不妥，同时也明白有很多人看不惯这些现象。
但因为这篇报告主要是辩驳反对声音，所以教员没有展开谈如何应对这些反对声质疑声。
实际上，除了辩个输赢之外，教员现在也没有什么好办法，毕竟
没有枪杆子，只能开动笔杆子。
跟人辩个输赢，你当然可以赢。
但人家是无所谓输赢的，因为他们有掀桌子的能力。
一个多月后，老蒋发动四一二政变，直接把桌子掀了，而共产党人有什么办法呢？
没有任何办法。
以团结求团结则团结亡，以斗争求团结则团结存。
但当时教员他们没有斗争的能力，别人轻轻一碰，就倒下了。可见，要想取得团结，首先你自己得有一定实力。
不然都是空谈。
）
革命先锋
对于一件事或一种人，有相反的两种看法，便出来相反的两种议论。“糟得很”和“好得很”，“痞子”和“革命先锋”，都是适例。
前面说了农民成就了多年未曾成就的革命事业，农民做了国民革
命的重要工作。但是这种革命大业，革命重要工作，是不是农民全体做的呢？不是的。农民中有富农、中农、贫农三种。三种状况不同，
对于革命的观感也各别。当第一时期，富农耳里听得的是所谓江西一败如水，蒋介石打伤了脚，坐飞机回广东了。吴佩孚重新占了岳州。农民协会必定立不久，三民主义也兴不起，因为这是所谓从来没有的东西。乡农民协会的办事人（多属所谓“痞子”之类），拿了农会的册子，跨进富农的大门，对富农说：“请你进农民协会。”富农怎样回答呢？“农民协会吗？我在这里住了几十年，种了几十年田，没有见过什
么农民协会，也吃饭。我劝你们不办的好！”富农中态度好点的这样说。“什么农民协会，砍脑壳会，莫害人！”富农中态度恶劣的这样 说。新奇得很，农民协会居然成立了好几个月，而且敢于反对绅士。邻近的绅士因为不肯缴鸦片枪，被农民协会捉了去游乡。县城里并且杀了大绅士，例如湘潭的晏容秋，宁乡的杨致泽。十月革命纪念大 会，反英大会，北伐胜利总庆祝，每乡都有上万的农民举起大小旗 帜，杂以扁担锄头，浩浩荡荡，出队示威。
这时，富农才开始惶惑起来。在北伐胜利总庆祝中，他们听见 说，九江也打开了，蒋介石没有伤脚，吴佩孚究竟打败了。而且“三民主义万岁”，“农民协会万岁”，“农民万岁”等等，明明都写在“红绿告示”（标语）上面。“农民万岁，这些人也算作万岁吗？”富农表示很大的惶惑。农会于是神气十足了。农会的人对富农说：“把你们入另
册！”或者说：“再过一个月，入会的每人会费十块钱！”在这样的形势之下，富农才慢慢地进了农会，有些是缴过五角钱或一块钱（本来只要一百钱）入会费的，有些是托人说情才邀了农会允许的。亦有好些顽固党，至今还没有入农会。富农入会，多把他那家里一个六七十岁
的老头子到农会去上一个名字，因为他们始终怕“抽丁”。入会后，也
并不热心替农会做事。他们的态度始终是消极的。
中农呢？他们的态度是游移的。他们想到革命对他们没有什么大的好处。他们锅里有米煮，没有人半夜里敲门来讨账。他们也根据从来有没有的道理，独自皱着眉头在那里想：“农民协会果然立得起来吗？”“三民主义果然兴得起来吗？”他们的结论是：“怕未必！”他们以
为这全决于天意：“办农民会，晓得天意顺不顺咧？”在第一时期内，农会的人拿了册子，进了中农的门，对着中农说道：“请你加入农民协会！”中农回答道：“莫性急啦！”一直到第二时期，农会势力大盛，中农方加入农会。他们在农会的表现比富农好，但暂时还不甚积极，他们还要看一看。农会争取中农入会，向他们多作解释工作，是完全必要的。
乡村中一向苦战奋斗的主要力量是贫农。从秘密时期到公开时
期，贫农都在那里积极奋斗。他们最听共产党的领导。他们和土豪劣绅是死对头，他们毫不迟疑地向土豪劣绅营垒进攻。 他们对着富农说：“我们早进了农会，你们为什么还迟疑？”富农带着讥笑的声调说
道：“你们上无片瓦，下无插针之地，有什么不进农会！”的确，贫农们不怕失掉什么。
他们中间有很多人，确实是“上无片瓦，下无插针之地”，他们有什么不进农会？据长沙的调查：乡村人口中，贫农占百分之七十，中农占百分之二十，地主和富农占百分之十。百分之七十的贫农中，又分赤贫、次贫二类。全然无业，即既无土地，又无资期金，完全失去生活依据，不得不出外当兵，或出去做工，或打流当乞丐的，都是“赤贫”，占百分之二十。半无业，即略有土地，或略有资金，但吃的多，收的少，终年在劳碌愁苦中过生活的，如手工工人、佃农（富佃除 外）、半自耕农等，都是“次贫”，占百分之五十。这个贫农大群众，合共占乡村人口百分之七十，乃是农民协会的中坚，打倒封建势力的先锋，成就那多年未曾成就的革命大业的元勋。
没有贫农阶级（照绅士的话说，没有“痞子”），决不能造成现时乡村的革命状态，决不能打倒土豪劣绅，完成民主革命。贫农，因为
最革命，所以他们取得了农会的领导权。所有最下一级农民协会的委
员长、委员，在第一第二两个时期中，几乎全数是他们（衡山县乡农民协会职员，赤贫阶层占百分之五十，次贫阶层占百分之四十，穷苦知识分子占百分之十）。
这个贫农领导，是非常之需要的。没有贫农，便没有革命。若否
认他们，便是否认革命。若打击他们，便是打击革命。他们的革命大
方向始终没有错。他们损伤了土豪劣绅的体面。他们打翻了大小土豪劣绅在地上，并且踏上一只脚。他们在革命期内的许多所谓“过分”举动，实在正是革命的需要。湖南有些县的县政府、县党部和县农会，已经做了若干错处，竟有循地主之请，派兵拘捕下级农会职员的。衡山、湘乡二县的监狱里，关了好多个乡农民协会委员长、委员。这个错误非常之大，助长了反动派的气焰。只要看拘捕了农民协会委员 长、委员，当地的不法地主们便大高兴，反动空气便大增高，就知道这事是否错误。
我们要反对那些所谓“痞子运动”、“惰农运动”的反革命议论，尤其要注意不可做出帮助土豪劣绅打击贫农阶级的错误行动。事实上，贫农领袖中，从前虽有些确是有缺点的，但是现在多数都变好了。他们自己在那里努力禁牌赌，清盗匪。农会势盛地方，牌赌禁绝，盗匪潜踪。有些地方真个道不拾遗，夜不闭户。据衡山的调查，贫农领袖百人中八十五人都变得很好，很能干，很努力。只有百分之十五，尚
有些不良习惯。这只能叫做“少数不良分子”，决不能跟着土豪劣绅的口白，笼统地骂“痞子”。
要解决这“少数不良分子”的问题，也只能在农会整顿纪律的口号
之下，对群众做宣传，对他们本人进行训练，把农会的纪律整好，决不能随便派兵捉人，损害贫农阶级的威信，助长土豪劣绅的气势。这一点是非常要注意的。
（
教员说的有没有道理？非常有道理。
从革命的角度来看，农民运动根本就没有“糟得很”的问题，顶多有一些言行出格的问题。
但问题就出在革命立场上，教员他们是坚定的革命立场，可在国民党内部有一些人，不是纯粹的革命，他们就是来偷果实的。
所以，教员这篇报告，没能在国内引起很大的反响，反而在莫斯科得到了很大的赞扬。
因为教员这个文章的立场，是完全站在大多数人这一边，站在无产阶级立场考虑问题的。所以得到了共产国际的赞扬。
那这篇文章没有发挥应有的效果，反而在发表后的一个月，就爆发了四一二政变。
那是不是说明，教员这篇文章白写了呢？完全不是。
人生的每一步都算数，事实证明，教员这篇文章发挥了极大作用，只不过发挥作用的时间，跟写作时间不一致。
后来在中央苏区，博古等人要排挤教员，要将他排挤出领导层，甚至要把他送到莫斯科。
可共产国际就是不答应，要求博古他们必须争取教员在领导层工作。
主要原因，就是教员的这篇文章在共产国际那里有不错的反响，很多领导都知道了毛泽东这个人，愿意培养他。
其次，在井冈山搞土地革命的时候，教员起草的井冈山土地法，也跟这篇文章也很大关系。
事实上，这篇文章是教员早期革命生涯的重要作品，起到了很关键的作用，也是教员认识农民问题的关键作品。
人生每一步都算数，你少走一步，就会错过很多东西。
要有长期计划，不要被短期的利益迷惑住了，没有好处的事就不干，这是不对的。
其次，这段内容，还讲了一个很关键的问题：损害基本盘的利益，就是在摧毁自己的根基。
对于革命家来说，革命群众是基本盘，对于企业来说，产品和服
务的忠实用户是基本盘。
那对于个人来说，什么才是基本盘呢？
我的答案是认知系统，是世界观。其次才是收入稳定的资产和事业。
我不会去做损害我认知系统的事，比如我在接受外界信息的时 候，会花很多功夫挑选，读书如此，做事也是如此，会主动拒绝一些低信息密度的劣质内容。
接受的垃圾信息多了，自然就会影响我的判断，进而在不知不觉中影响我的认知。
此外，我也不会酗酒，熬夜，挑战自己的兴奋阈值。
因为这些东西，会损害我的大脑健康，要想提高判断的准确率，敏锐的思考，维护大脑健康是必要的。
身体和大脑对于每个人来说，都是最重要的基本盘。
要好好爱护，不要随意糟践。）
十四件大事
一般指摘农会的人说农会做了许多坏事。我在前面已经指出，农民打土豪劣绅这件事完全是革命行为，并没有什么可指摘。但是农民所做的事很多，为了答复人们的指摘，我们须得把农民所有的行动过细检查一遍，逐一来看他们的所作所为究竟是怎么样。我把几个月来农民的行动分类总计起来，农民在农民协会领导之下总共作了十四件大事，如下所记。
（这些事情，我们就不一一讲解了。）
第一件 将农民组织在农会里
这是农民所做的第一件大事。像湘潭、湘乡、衡山这样的县，差不多所有的农民都组织起来了，几乎没有哪一只“角暗里”的农民没有起来，这是第一等。有些县，农民组织起来了一大部分，尚有一小部分没有组织，如益阳、华容等县，这是第二等。有些县，农民组织起来了一小部分，大部分尚未组织起来，如城步、零陵等县，这是第三等。湘西一带，在袁祖铭势力之下，农会宣传未到，许多县的农民还全未组织起来，这是第四等。大概以长沙为中心的湘中各县最发展，湘南各县次之，湘西还在开始组织中。据去年十一月省农民协会统 计，全省七十五县中，三十七县有了组织，会员人数一百三十六万七千七百二十七人。此数中，约有一百万是去年十月、十一月两个月内农会势力大盛时期组织的，九月以前还不过三四十万人。现又经过十二月、一月两个月，农民运动正大发展。截至一月底止，会员人数至少满了二百万。因入会一家多只登记一人，平均每家以五口计，群众便约有一千万。这种惊人的加速度的发展，是所以使一切土豪劣绅贪官污吏孤立，使社会惊为前后两个世界，使农村造成大革命的原因。这是农民在农民协会领导之下所做的第一件大事。
第二件 政治上打击地主
农民有了组织之后，第一个行动，便是从政治上把地主阶级特别是土豪劣绅的威风打下去，即是从农村的社会地位上把地主权力打下
去，把农民权力长上来。这是一个极严重极紧要的斗争。这个斗争是第二时期即革命时期的中心斗争。这个斗争不胜利，一切减租减息，要求土地及其它生产手段等等的经济斗争，决无胜利之可能。湖南许多地方，像湘乡、衡山、湘潭等县，地主权力完全推翻，形成了农民的独一权力，自无问题。但是醴陵等县，尚有一部分地方（如醴陵之
西南两区），表面上地主权力低于农民权力，实际上因为政治斗争不
激烈，地主权力还隐隐和农民权力对抗。这些地方，还不能说农民已得了政治的胜利，还须加劲作政治斗争，至地主权力被农民完全打下
去为止。综计农民从政治上打击地主的方法有如下各项：
清算。土豪劣绅经手地方公款，多半从中侵蚀，账目不清。这回农民拿了清算的题目，打翻了很多的土豪劣绅。好多地方组织了清算委员会，专门向土豪劣绅算账，土豪劣绅看了这样的机关就打颤。这样的清算运动，在农民运动起来的各县做得很普遍，意义不重在追回款子，重在宣布土豪劣绅的罪状，把土豪劣绅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打下去。
罚款。清算结果，发现舞弊，或从前有鱼肉农民的劣迹，或现在有破坏农会的行为，或违禁牌赌，或不缴烟枪。在这些罪名之下，农民议决，某土豪罚款若干，某劣绅罚款若干，自数十元至数千元不 等。被农民罚过的人，自然体面扫地。
捐款。向为富不仁的地主捐款救济贫民，办合作社，办农民贷款所，或作他用。捐款也是一种惩罚，不过较罚款为轻。地主为免祸 计，自动地捐款给农会的，亦颇不少。
小质问。遇有破坏农会的言论行动而罪状较轻的，则邀集多人涌入其家，提出比较不甚严重的质问。结果，多要写个“休息字”，写明从此终止破坏农会名誉的言论行动了事。
大示威。统率大众，向着和农会结仇的土豪劣绅示威，在他家里吃饭，少不得要杀猪出谷，此类事颇不少。最近湘潭马家河，有率领一万五千群众向六个劣绅问罪，延时四日，杀猪百三十余个的事。示威的结果，多半要罚款。
戴高帽子游乡。这种事各地做得很多。把土豪劣绅戴上一顶纸扎的高帽子，在那帽子上面写上土豪某某或劣绅某某字样。用绳子牵 着，前后簇拥着一大群人。也有敲打铜锣，高举旗帜，引人注目的。这种处罚，最使土豪劣绅颤栗。戴过一次高帽子的，从此颜面扫地，做不起人。故有钱的多愿罚款，不愿戴高帽子。但农民不依时，还是要戴。有一个乡农会很巧妙，捉了一个劣绅来，声言今天要给他戴高帽子。劣绅于是吓黑了脸。但是，农会议决，今天不给他戴高帽子。
因为今天给他戴过了，这劣绅横了心，不畏罪了，不如放他回去，等日再戴。那劣绅不知何日要戴高帽子，每日在家放心不下，坐卧不
宁。
关进县监狱。这是比戴高帽子更重的罪。把土豪劣绅捉了，送进知事公署的监狱，关起来，要知事办他的罪。现在监狱里关人和从前两样，从前是绅士送农民来关，现在是农民送绅士来关。
驱逐。土豪劣绅中罪恶昭著的，农民不是要驱逐，而是要捉他 们，或杀他们。他们怕捉怕杀，逃跑出外。重要的土豪劣绅，在农民
运动发达县份，几乎都跑光了，结果等于被驱逐。他们中间，头等的跑到上海，次等的跑到汉口，三等的跑到长沙，四等的跑到县城。这些逃跑的土豪劣绅，以逃到上海的为最安全。逃到汉口的，如华容的三个劣绅，终被捉回。逃到长沙的，更随时有被各县旅省学生捕获之虞，我在长沙就亲眼看见捕获两个。逃到县城的，资格已是第四等 了，农民耳目甚多，发觉甚易。湖南政府财政困难，财政当局曾归咎于农民驱逐阔人，以致筹款不易，亦可见土豪劣绅不容于乡里之一 斑。
枪毙。这必是很大的土豪劣绅，农民和各界民众共同做的。例如
宁乡的杨致泽，岳阳的周嘉淦，华容的傅道南、孙伯助，是农民和各界人民督促政府枪毙的。湘潭的晏容秋，则是农民和各界人民强迫县长同意从监狱取出，由农民自己动手枪毙的。宁乡的刘昭，是农民直
接打死的。醴陵的彭志蕃，益阳的周天爵、曹云，则正待“审判土豪劣绅特别法庭”判罪处决。这样的大劣绅、大土豪，枪毙一个，全县震 动，于肃清封建余孽，极有效力。这样的大土豪劣绅，各县多的有几十个，少的也有几个，每县至少要把几个罪大恶极的处决了，才是镇压反动派的有效方法。土豪劣绅势盛时，杀农民真是杀人不眨眼。长
沙新康镇团防局长何迈泉，办团十年，在他手里杀死的贫苦农民将近
一千人，美其名曰“杀匪”。我的家乡湘潭县银田镇团防局长汤峻岩、罗叔林二人，民国二年以来十四年间，杀人五十多，活埋四人。被杀的五十多人中，最先被杀的两人是完全无罪的乞丐。汤峻岩说：“杀两个叫化子开张！”这两个叫化子就是这样一命呜呼了。以前土豪劣绅的
残忍，土豪劣绅造成的农村白色恐怖是这样，现在农民起来枪毙几个土豪劣绅，造成一点小小的镇压反革命派的恐怖现象，有什么理由说不应该？
第三件 经济上打击地主
不准谷米出境，不准高抬谷价，不准囤积居奇。这是近月湖南农民经济斗争上一件大事。从去年十月至现在，贫农把地主富农的谷米阻止出境，并禁止高抬谷价和囤积居奇。结果，贫农的目的完全达 到，谷米阻得水泄不通，谷价大减，囤积居奇的绝迹。
不准加租加押，宣传减租减押。去年七八月间，农会还在势力弱小时期，地主依然按照剥削从重老例，纷纷通知佃农定要加租加押。但是到了十月，农会势力大增，一致反对加租加押，地主便不敢再提加租加押四字。及至十一月后，农民势力压倒地主势力，农民乃进一步宣传减租减押。农民说：可惜去秋交租时农会尚无力量，不然去秋就减了租了。对于今秋减租，农民正大做宣传，地主们亦在问减租办法。至于减押，衡山等县目下已在进行。
不准退佃。去年七八月间，地主还有好多退佃另佃的事。十月以后，无人敢退佃了。现在退佃另佃已完全不消说起，只有退佃自耕略有点问题。有些地方，地主退佃自耕，农民也不准。有些地方，地主如自耕，可以允许退佃，但同时发生了佃农失业问题。此问题尚无一致的解决办法。
减息。安化已普遍地减了息，他县亦有减息的事。惟农会势盛地方，地主惧怕“共产”，完全“卡借”，农村几无放债的事。此时所谓减息，限于旧债。旧债不仅减息，连老本也不许债主有逼取之事。贫农说：“怪不得，年岁大了，明年再还吧！”
第四件 推翻土豪劣绅的封建统治——打倒都团
旧式的都团（即区乡）政权机关，尤其是都之一级，即接近县之一级，几乎完全是土豪劣绅占领。“都”管辖的人口有一万至五六万之多，有独立的武装如团防局，有独立的财政征收权如亩捐等，有独立的司法权如随意对农民施行逮捕、监禁、审问、处罚。这样的机关里的劣绅，简直是乡里王。农民对政府如总统、督军、县长等还比较不留心，这班乡里王才真正是他们的“长上”，他们鼻子里哼一声，农民晓得这是要十分注意的。这回农村造反的结果，地主阶级的威风普遍地打下来，土豪劣绅把持的乡政机关，自然跟了倒塌。都总团总躲起不敢出面，一切地方上的事都推到农民协会去办。他们应付的话是：
“不探（管）闲事！”
农民们相与议论，谈到都团总，则愤然说：
“那班东西么，不作用了！”
“不作用”三个字，的确描画了经过革命风潮地方的旧式乡政机关。
第五件 推翻地主武装，建立农民武装
湖南地主阶级的武装，中路较少，西南两路较多。平均每县以六百枝步枪计，七十五县共有步枪四万五千枝，事实上或者还要多。农民运动发展区域之中南两路，因农民起来形势甚猛，地主阶级招架不住，其武装势力大部分投降农会，站在农民利益这边，例如宁乡、平江、浏阳、长沙、醴陵、湘潭、湘乡、安化、衡山、衡阳等县。小部分站在中立地位，但倾向于投降，例如宝庆等县。再一小部分则站在和农会敌对地位，例如宜章、临武、嘉禾等县，但现时农民正在加以打击，可能于不久时间消灭其势力。这样由反动的地主手里拿过来的武装，将一律改为“挨户团常备队”，放在新的乡村自治机关——农民政权的乡村自治机关管理之下。这种旧武装拿过来，是建设农民武装的一方面。建设农民武装另有一个新的方面，即农会的梭镖队。梭镖
——一种接以长柄的单尖两刃刀，单湘乡一县有十万枝。其它各县，如湘潭、衡山、醴陵、长沙等，七八万枝、五六万枝、三四万枝不 等。凡有农民运动各县，梭镖队便迅速地发展。这种有梭镖的农民，将成为“挨户团非常备队”。这个广大的梭镖势力，大于前述旧武装势力，是使一切土豪劣绅看了打颤的一种新起的武装力量。湖南的革命当局，应使这种武装力量确实普及于七十五县二千余万农民之中，应使每个青年壮年农民都有一柄梭镖，而不应限制它，以为这是可以使人害怕的东西。若被这种梭镖队吓翻了，那真是胆小鬼！只有土豪劣
绅看了害怕，革命党决不应该看了害怕。
第六件 推翻县官老爷衙门差役的政权
县政治必须农民起来才能澄清，广东的海丰已经有了证明。这回在湖南，尤其得到了充分的证明。在土豪劣绅霸占权力的县，无论什么人去做知事，几乎都是贪官污吏。在农民已经起来的县，无论什么人去，都是廉洁政府。我走过的几县，知事遇事要先问农民协会。在农民势力极盛的县，农民协会说话是“飞灵的”。农民协会要早晨捉土豪劣绅，知事不敢挨到中午，要中午捉，不敢挨到下午。农民的权力在乡间初涨起来的时候，县知事和土豪劣绅是勾结一起共同对付农民 的。在农民的权力涨至和地主权力平行的时候，县知事取了向地主农民两边敷衍的态度，农民协会的话，有一些被他接受，有一些被他拒绝。上头所说农会说话飞灵，是在地主权力被农民权力完全打下去了的时候。现在像湘乡、湘潭、醴陵、衡山等县的县政治状况是：
（一）凡事取决于县长和革命民众团体的联合会议。这种会议，由县长召集，在县署开。有些县名之曰“公法团联席会议”，有些县名之曰“县务会议”。出席的人，县长以外，为县农民协会、县总工会、县商民协会、县女界联合会、县教职员联合会、县学生联合会以及国民党县党部的代表们。在这样的会议里，各民众团体的意见影响县 长，县长总是唯命是听。所以，在湖南采用民主的委员制县政治组 织，应当是没有问题的了。现在的县政府，形式和实质，都已经是颇
民主的了。达到这种形势，是最近两三个月的事，即农民从四乡起来打倒了土豪劣绅权力以后的事。知事看见旧靠山已倒，要做官除非另找靠山，这才开始巴结民众团体，变成了上述的局面。
（二）承审员没有案子。湖南的司法制度，还是知事兼理司法，承审员助知事审案。知事及其僚佐要发财，全靠经手钱粮捐派，办兵差和在民刑诉讼上颠倒敲诈这几件事，尤以后一件为经常可靠的财 源。几个月来，土豪劣绅倒了，没有了讼棍。农民的大小事，又一概在各级农会里处理。所以，县公署的承审员，简直没有事做。湘乡的承审员告诉我：“没有农民协会以前，县公署平均每日可收六十件民刑诉讼禀帖；有农会后，平均每日只有四五件了。”于是知事及其僚佐们的荷包，只好空着。
（三）警备队、警察、差役，一概敛迹，不敢下乡敲诈。从前乡里人怕城里人，现在城里人怕乡里人。尤其是县政府豢养的警察、警备队、差役这班恶狗，他们怕下乡，下乡也不敢再敲诈。他们看见农民的梭镖就发抖。
第七件 推翻祠堂族长的族权和城隍土地菩萨的神权以至丈夫的男权中国的男子，普通要受三种有系统的权力的支配，即：（一）由
一国、一省、一县以至一乡的国家系统（政权）；（二）由宗祠、支祠以至家长的家族系统（族权）；（三）由阎罗天子、城隍庙王以至土地菩萨的阴间系统以及由玉皇上帝以至各种神怪的神仙系统——总
称之为鬼神系统（神权）。至于女子，除受上述三种权力的支配以
外，还受男子的支配（夫权）。这四种权力——政权、族权、神权、夫权，代表了全部封建宗法的思想和制度，是束缚中国人民特别是农民的四条极大的绳索。农民在乡下怎样推翻地主的政权，已如前头所
述。地主政权，是一切权力的基干。地主政权既被打翻，族权、神 权、夫权便一概跟着动摇起来。农会势盛地方，族长及祠款经管人不敢再压迫族下子孙，不敢再侵蚀祠款。坏的族长、经管，已被当作土
豪劣绅打掉了。从前祠堂里“打屁股”、“沉潭”、“活埋”等残酷的肉刑和死刑，再也不敢拿出来了。女子和穷人不能进祠堂吃酒的老例，也被打破。衡山白果地方的女子们，结队拥入祠堂，一屁股坐下便吃酒，族尊老爷们只好听她们的便。又有一处地方，因禁止贫农进祠堂吃
酒，一批贫农拥进去，大喝大嚼，土豪劣绅长褂先生吓得都跑了。神权的动摇，也是跟着农民运动的发展而普遍。许多地方，农民协会占了神的庙宇做会所。一切地方的农民协会，都主张提取庙产办农民学校，做农会经费，名之曰“迷信公款”。醴陵禁迷信、打菩萨之风颇盛行。北乡各区农民禁止家神老爷（傩神）游香。渌口伏波岭庙内有许多菩萨，因为办国民党区党部房屋不够，把大小菩萨堆于一角，农民无异言。自此以后，人家死了人，敬神、做道场、送大王灯的，就很少了。这事，因为是农会委员长孙小山倡首，当地的道士们颇恨孙小山。北三区龙凤庵农民和小学教员，砍了木菩萨煮肉吃。南区东富寺
三十几个菩萨都给学生和农民共同烧掉了，只有两个小菩萨名“包公老爷”者，被一个老年农民抢去了，他说：“莫造孽！”在农民势力占了统
治地位的地方，信神的只有老年农民和妇女，青年和壮年农民都不信
了。农民协会是青年和壮年农民当权，所以对于推翻神权，破除迷
信，是各处都在进行中的。夫权这种东西，自来在贫农中就比较地弱一点，因为经济上贫农妇女不能不较富有阶级的女子多参加劳动，所以她们取得对于家事的发言权以至决定权的是比较多些。至近年，农村经济益发破产，男子控制女子的基本条件，业已破坏了。最近农民运动一起，许多地方，妇女跟着组织了乡村女界联合会，妇女抬头的机会已到，夫权便一天一天地动摇起来。总而言之，所有一切封建的宗法的思想和制度，都随着农民权力的升涨而动摇。但是现在时期，农民的精力集中于破坏地主的政治权力这一点。要是地主的政治权力破坏完了的地方，农民对家族神道男女关系这三点便开始进攻了。但是这种进攻，现在到底还在“开始”，要完全推翻这三项，还要待农民的经济斗争全部胜利之后。因此，目前我们对农民应该领导他们极力做政治斗争，期于彻底推翻地主权力。并随即开始经济斗争，期于根本解决贫农的土地及其它经济问题。至于家族主义、迷信观念和不正确的男女关系之破坏，乃是政治斗争和经济斗争胜利以后自然而然的结果。若用过大的力量生硬地勉强地从事这些东西的破坏，那就必被土豪劣绅借为口实，提出“农民协会不孝祖宗”、“农民协会欺神灭
道”、“农民协会主张共妻”等反革命宣传口号，来破坏农民运动。湖南的湘乡、湖北的阳新，最近都发生地主利用了农民反对打菩萨的事，就是明证。菩萨是农民立起来的，到了一定时期农民会用他们自己的双手丢开这些菩萨，无须旁人过早地代庖丢菩萨。共产党对于这些东
西的宣传政策应当是：“引而不发，跃如也。”菩萨要农民自己去丢，烈女祠、节孝坊要农民自己去摧毁，别人代庖是不对的。
我在乡里也曾向农民宣传破除迷信。我的话是：
“信八字望走好运，信风水望坟山贯气。今年几个月光景，土豪劣绅贪官污吏一齐倒台了。难道这几个月以前土豪劣绅贪官污吏还大家走好运，大家坟山都贯气，这几个月忽然大家走坏运，坟山也一齐不
贯气了吗？土豪劣绅形容你们农会的话是：‘巧得很啰，如今是委员世
界呀，你看，屙尿都碰了委员。’的确不错，城里、乡里、工会、农
会、国民党、共产党无一不有执行委员，确实是委员世界。但这也是八字坟山出的吗？巧得很！乡下穷光蛋八字忽然都好了！坟山也忽然都贯气了！神明吗？那是很可敬的。但是不要农民会，只要关圣帝 君、观音大士，能够打倒土豪劣绅吗？那些帝君、大士们也可怜，敬了几百年，一个土豪劣绅不曾替你们打倒！现在你们想减租，我请问你们有什么法子，信神呀，还是信农民会？”
我这些话，说得农民都笑起来。
（
相信，相信的力量。
相信本身就是一种力量，我们星球内的主线内容，对这个问题做了详细解释，从概念、名词，到彼岸世界，再到信仰和主义。
一个人相信什么，才会看到什么。
你的眼睛和耳朵这些感官，会如实反映外界的信息，可你的大脑却会根据你相信什么，来处理信息。
相比物质封锁，精神上的封锁，才会真正扼杀一个人的可能性。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打洞。这句广为流传的老话，对于一些人来说既是自我夸赞，也是一种精神枷锁。
你的人生有了多种可能性，首先是你思想上有了多种可能性。
如果你思想上的可能性被人扼杀了，除非时代的变动砸到了你的头上，将你砸醒，否则这套精神的枷锁，会跟传家宝一样，一代传一代。
那你的后代子孙，要是真遇到了什么机遇，他就要比其他人落后一步，得先突破这套枷锁，才能解放自己。
深受原生家庭影响的普通人，都要面临这一关。
解放思想说了这么多年，却依然有很多人孜孜不倦的，按照既得利益者灌输的那套来解释自己的生活。
认命，就是主动往自己的头上套枷锁。）
第八件 普及政治宣传
开一万个法政学校，能不能在这样短时间内普及政治教育于穷乡僻壤的男女老少，像现在农会所做的政治教育一样呢？我想不能吧。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打倒贪官污吏，打倒土豪劣绅，这几个政治口号，真是不翼而飞，飞到无数乡村的青年壮年老头子小孩子妇女们的面前，一直钻进他们的脑子里去，又从他们的脑子里流到了他们的嘴上。比如有一群小孩子在那里玩吧，如果你看见一个小孩子对着
另一个小孩子鼓眼蹬脚扬手动气时，你就立刻可以听到一种尖锐的声音，那便是：“打倒帝国主义！”
湘潭一带的小孩子看牛时打起架来，一个做唐生智，一个做叶开鑫，一会儿一个打败了，一个跟着追，那追的就是唐生智，被追的就是叶开鑫。“打倒列强……”这个歌，街上的小孩子固然几乎人人晓得唱了，就是乡下的小孩子也有很多晓得唱了的。
孙中山先生的那篇遗嘱，乡下农民也有些晓得念了。他们从那篇遗嘱里取出了“自由”、“平等”、“三民主义”、“不平等条约”这些名词，颇生硬地应用在他们的生活上。一个绅士模样的人在路上碰了一个农民，那绅士摆格不肯让路，那农民便愤然说：“土豪劣绅！晓得三民主义吗？”长沙近郊菜园农民进城卖菜，老被警察欺负。现在，农民可找到武器了，这武器就是三民主义。当警察打骂卖菜农民时，农民便立即抬出三民主义以相抵制，警察没有话说。湘潭一个区的农民协会，为了一件事和一个乡农民协会不和，那乡农民协会的委员长便宣言： “反对区农民协会的不平等条约！”
政治宣传的普及乡村，全是共产党和农民协会的功绩。很简单的一些标语、图画和讲演，使得农民如同每个都进过一下子政治学校一样，收效非常之广而速。据农村工作同志的报告，政治宣传在反英示威、十月革命纪念和北伐胜利总庆祝这三次大的群众集会时做得很普遍。在这些集会里，有农会的地方普遍地举行了政治宣传，引动了整个农村，效力很大。今后值得注意的，就是要利用各种机会，把上述那些简单的口号，内容渐渐充实，意义渐渐明了起来。
第九件 农民诸禁
共产党领导农会在乡下树立了威权，农民便把他们所不喜欢的事禁止或限制起来。最禁得严的便是牌、赌、鸦片这三件。
牌：农会势盛地方，麻雀、骨牌、纸叶子，一概禁绝。湘乡十四都地方一个区农会，曾烧了一担麻雀牌。
跑到乡间去，什么牌都没有打，犯禁的即刻处罚，一点客气也没有。
赌：从前的“赌痞”，现在自己在那里禁赌了，农会势盛地方，和牌一样弊绝风清。
鸦片：禁得非常之严。农会下命令缴烟枪，不敢稍违抗不缴。醴陵一个劣绅不缴烟枪，被捉去游乡。
农民这个“缴枪运动”，其声势不弱于北伐军对吴佩孚、孙传芳军队的缴枪。好些革命军军官家里的年尊老太爷，烟瘾极重，靠一杆
“枪”救命的，都被“万岁”（劣绅讥诮农民之称）们缴了去。“万岁”们不仅禁种禁吃，还要禁运。由贵州经宝庆、湘乡、攸县、醴陵到江西去的鸦片，被拦截焚烧不少。这一来，和政府的财政发生了冲突。结
果，还是省农会为了顾全北伐军饷，命令下级农会“暂缓禁运”。但农民在那里愤愤不乐。
三者以外，农民禁止或限制的东西还有很多，略举之则有：花鼓。一种小戏，许多地方禁止演唱。
轿子。许多县有打轿子的事，湘乡特甚。农民最恨那些坐轿子 的，总想打，但农会禁止他们。办农会的人对农民说：“你们打轿子，反倒替阔人省了钱，轿工要失业，岂非害了自己？”农民们想清了，出了新法子，就是大涨轿工价，以此惩富人。
煮酒熬糖。普遍禁止用谷米煮酒熬糖，糟行糖行叫苦不迭。衡山福田铺地方，不禁止煮酒，但限定酒价于一极小数目，酒店无钱赚，只好不煮了。
猪。限制每家喂猪的数目，因为猪吃去谷米。
鸡鸭。湘乡禁喂鸡鸭，但妇女们反对。衡山洋塘地方限制每家只准喂三个，福田铺地方只准喂五个。好些地方完全禁止喂鸭，因为鸭比鸡更无用，它不仅吃掉谷，而且搓死禾。
酒席。丰盛酒席普遍地被禁止。湘潭韶山地方议决客来吃三牲，即只吃鸡鱼猪。笋子、海带、南粉都禁止吃。衡山则议决吃八碗，不准多一碗。醴陵东三区只准吃五碗，北二区只准吃三荤三素，西三区禁止请春客。湘乡禁止“蛋糕席”——一种并不丰盛的席面。湘乡二都有一家讨媳妇，用了蛋糕席，农民以他不服从禁令，一群人涌进去，搅得稀烂。湘乡的嘉谟镇实行不吃好饮食，用果品祭祖。
牛。这是农民的宝贝。“杀牛的来生变牛”，简直成了宗教，故牛是杀不得的。农民没有权力时，只能用宗教观念反对杀牛，没有实力
去禁止。
（ 偏远落后地区的很多落后习俗都是这样来的。
没有影响力的普通人，只能靠一些神神叨叨的理由，借助人心对未知的敬畏，来间接隐晦地达成自己目的。
比如一些地方还保留着，嫁出去的女儿不能回娘家过年的旧俗，理由是怕影响来年家中长子的运势。
其实，这个风俗背后，是从兄弟姐妹争夺家产的现实考量延伸出来的。
你不要看现象，分析现象的好坏那你永远找不到事情本质，要学会，通过现象去看背后的本质。
一进门，你就要通过现象，抓住本质。）农会起来后，权力管到牛身上去了，禁止城里杀牛。湘潭城内从前有六家牛肉店，现在倒了五家，剩下一家是杀病牛和废牛的。衡山全县禁绝了杀牛。一个农民他有一头牛跌脱了脚，问过农会，才敢杀。株洲商会冒失地杀了一头牛，农民上街问罪，罚钱而外，放爆竹赔礼。
游民生活。如打春、赞土地、打莲花落，醴陵议决禁止。各县有禁止的，有自然消灭没人干这些事的。有一种“强告化”又叫“流民” 者，平素非常之凶，现在亦只得屈服于农会之下。湘潭韶山地方有个雨神庙，素聚流民，谁也不怕，农会起来，悄悄地走了。同地湖堤乡农会，捉了三个流民挑土烧窑。拜年陋俗，议决禁止。
此外各地的小禁令还很多，如醴陵禁傩神游香，禁买南货斋果送情，禁中元烧衣包，禁新春贴瑞签。湘乡的谷水地方水烟也禁了。二都禁放鞭炮和三眼铳，放鞭炮的罚洋一元二角，放铳的罚洋二元四 角。七都和二十都禁做道场。十八都禁送奠仪。诸如此类，不胜枚
举，统名之曰农民诸禁。
这些禁令中，包含两个重要意义：第一是对于社会恶习之反抗，如禁牌赌鸦片等。这些东西是跟了地主阶级恶劣政治环境来的，地主权力既倒，这些东西也跟着扫光。第二是对于城市商人剥削之自卫，如禁吃酒席，禁买南货斋果送情等等。因为工业品特贵，农产品特 贱，农民极为贫困，受商人剥削厉害，不得不提倡节俭，借以自卫。至于前述之农民阻谷出境，是因为贫农自己粮食不够吃，还要向市上买，所以不许粮价高涨。这都是农民贫困和城乡矛盾的缘故，并非农民拒绝工业品和城乡贸易，实行所谓东方文化主义。农民为了经济自卫，必须组织合作社，实行共同买货和消费。还须政府予以援助，使农民协会能组织信用（放款）合作社。如此，农民自然不必以阻谷为限制食粮价格的方法，也不会以拒绝某些工业品入乡为经济自卫的方法了。
第十件 清 匪
从禹汤文武起吧，一直到清朝皇帝，民国总统，我想没有哪一个朝代的统治者有现在农民协会这样肃清盗匪的威力。什么盗匪，在农会势盛地方，连影子都不见了。巧得很，许多地方，连偷小菜的小偷都没有了。有些地方，还有小偷。至于土匪，则我所走过的各县全然绝了迹，哪怕从前是出土匪很多的地方。原因：一是农会会员漫山遍
野，梭镖短棍一呼百应，土匪无处藏踪。二是农民运动起后，谷子价
廉，去春每担六元的，去冬只二元，民食问题不如从前那样严重。三
是会党加入了农会，在农会里公开地合法地逞英雄，吐怨气，“山、 堂、香、水”的秘密组织，没有存在的必要了。杀猪宰羊，重捐重罚，对压迫他们的土豪劣绅阶级出气也出够了。四是各军大招兵，“不逞之徒”去了许多。因此，农运一起，匪患告绝。对于这一点，绅富方面也同情于农会。他们的议论是：“农民协会吗？讲良心话，也有一点点好处。”
（ 这段话，生动说明了我们在知识星球里反复提到的有关系统，有关生态位的知识讲解。
古往今来，没有哪个朝代能消灭土匪。
因为土匪有其存在的生态位，老百姓和官府，在明规则体系中得不到应许的客观需求，就滋生出了土匪背后的生态位。
农会的出现，取代兼并了土匪的生态位，导致土匪消失了。
你什么都没有做错，市场也会淘汰你。反之亦然，只要你的生态位存在，你就有存在的价值。
因为同行只会打败你，而跟你八竿子打不着的一些行业，可能会消灭你。比如数码技术的出现，淘汰了曾经如日中天的胶片行业。
增强对自身生态位的理解，要比提高自己的职业技术更为重要。
否则等到那天你的生态位被淘汰时，你才想起来责怪社会没有提前跟你说。）
对于禁牌、赌、鸦片和清匪，农民协会是博得一般人的同情的。
第十一件 废苛捐
全国未统一，帝国主义军阀势力未推翻，农民对政府税捐的繁重负担，质言之，即革命军的军费负担，还是没有法子解除的。但是土豪劣绅把持乡政时加于农民的苛捐如亩捐等，却因农民运动的兴起、土豪劣绅的倒塌而取消，至少也减轻了。这也要算是农民协会的功绩之一。
第十二件 文化运动
中国历来只是地主有文化，农民没有文化。可是地主的文化是由农民造成的，因为造成地主文化的东西，不是别的，正是从农民身上
掠取的血汗。中国有百分之九十未受文化教育的人民，这个里面，最大多数是农民。农村里地主势力一倒，农民的文化运动便开始了。试看农民一向痛恶学校，如今却在努力办夜学。“洋学堂”，农民是一向看不惯的。我从前做学生时，回乡看见农民反对“洋学堂”，也和一般 “洋学生”、“洋教习”一鼻孔出气，站在洋学堂的利益上面，总觉得农民未免有些不对。民国十四年在乡下住了半年，这时我是一个共产党员，有了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方才明白我是错了，农民的道理是对 的。乡村小学校的教材，完全说些城里的东西，不合农村的需要。小学教师对待农民的态度又非常之不好，不但不是农民的帮助者，反而变成了农民所讨厌的人。故农民宁欢迎私塾（他们叫“汉学”），不欢
迎学校（他们叫“洋学”），宁欢迎私塾老师，不欢迎小学教员。如今他们却大办其夜学，名之曰农民学校。有些已经举办，有些正在筹
备，平均每乡有一所。他们非常热心开办这种学校，认为这样的学校
才是他们自己的。夜学经费，提取迷信公款、祠堂公款及其它闲公闲产。这些公款，县教育局要提了办国民学校即是那不合农民需要的“洋学堂”，农民要提了办农民学校，争议结果，各得若干，有些地方是农
民全得了。农民运动发展的结果，农民的文化程度迅速地提高了。不久的时间内，全省当有几万所学校在乡村中涌出来，不若知识阶级和所谓“教育家”者流，空唤“普及教育”，唤来唤去还是一句废话。
第十三件 合作社运动
合作社，特别是消费、贩卖、信用三种合作社，确是农民所需要的。他们买进货物要受商人的剥削，卖出农产要受商人的勒抑，钱米借贷要受重利盘剥者的剥削，他们很迫切地要解决这三个问题。去冬长江打仗，商旅路断，湖南盐贵，农民为盐的需要组织合作社的很
多。地主“卡借”，农民因借钱而企图组织“借贷所”的，亦所在多有。大问题，就是详细的正规的组织法没有。各地农民自动组织的，往往不合合作社的原则，因此做农民工作的同志，总是殷勤地问“章程”。假如有适当的指导，合作社运动可以随农会的发展而发展到各地。
第十四件 修道路，修塘坝
这也是农会的一件功绩。没有农会以前，乡村的道路非常之坏。无钱不能修路，有钱的人不肯拿出来，只好让它坏。略有修理，也当作慈善事业，从那些“肯积阴功”的人家化募几个，修出些又狭又薄的路。农会起来了，把命令发出去，三尺、五尺、七尺、一丈，按照路径所宜，分等定出宽狭，勒令沿路地主，各修一段。号令一出，谁敢不依？不久时间，许多好走的路都出来了。这却并非慈善事业，乃是出于强迫，但是这一点子强迫实在强迫得还可以。塘坝也是一样。无情的地主总是要从佃农身上取得东西，却不肯花几个大钱修理塘坝，让塘干旱，饿死佃农，他们却只知收租。有了农会，可以不客气地发命令强迫地主修塘坝了。地主不修时，农会却很和气地对地主说道：“好！你们不修，你们出谷吧，斗谷一工！”地主为斗谷一工划不来，赶快自己修。因此，许多不好的塘坝变成了好塘坝。
总上十四件事，都是农民在农会领导之下做出来的。就其基本的精神说来，就其革命意义说来，请读者们想一想，哪一件不好？说这些事
不好的，我想，只有土豪劣绅们吧！很奇怪，南昌方面传来消息，说蒋
介石、张静江诸位先生的意见，颇不以湖南农民的举动为然。湖南的右派领袖刘岳峙辈，与蒋、张诸公一个意见，都说：“这简直是赤化了！”我想，这一点子赤化若没有时，还成个什么国民革命！嘴里天天说“唤起民众”，民众起来了又害怕得要死，这和叶公好龙有什么两样！
（
听中国人说话，不要看他说什么，要看他没有说什么。
老蒋当年靠着天天向苏联表忠心，提三民主义必提共产主义，话里话外都在说，三民主义是共产主义的一个过渡。
说得比唱得好听，才获得了苏联的信任，这才有了被鲍罗廷强行提拔的事，因为苏联认为培养老蒋，就是在培养自己的势力，这是一个亲苏的年轻人，是值得培养的。
然而老蒋在站稳脚跟后，选择背叛革命，驱逐共产党。
这个问题的本质，不是老蒋有多坏，而是老蒋走到这个位置后，各方势力都会拉拢他，用金钱和权势来腐蚀他。
用教员的话讲就是，反革命势力伸出千万只手，把中间力量拉走了。所以，需要防备的不是老蒋，而是谁走到这个位置，就要防备谁。可防备解决不了根本问题，重要的是改变体制。
教员他们搞农民运动的时候，只是说把人组织起来了，经济结构并没有得到根本性的改革，那这样的改革是不能深入灵魂的。
旧的生产关系存在着，那旧的社会关系就会存在着。
张静江是国民党元老，蒋介石是国民党新贵，这两个人的态度，便已经说明国民党上下，都不打算接纳共产党和农民运动了。
因为国民党从本质上看，代表的就是地主阶级的利益，联俄联共，扶助工农的政策，是孙中山先生为了借助苏俄力量而提出的。
共产主义跟三民主义的结合，是国共第一次合作的基础，然而这种结合不是根本的结合，是貌合神离，孙中山离世后，国民党那帮人就不愿意继续带共产党玩了。
所谓辩论，论的不是谁对谁错，它的本质就是你要去拉拢听众，让
他们选择你。
怎么拉拢呢？
顺着他们的心思，说的他们舒服，说的他们认同，他们自然就会被你拉拢。
所以 ，不管教员说的多么好，哪怕是把农民运动的功绩吹上了天。都无法阻止对农民运动的批评声，因为在这个批评声音的背后，是
蒋介石等人，已经确立了新的国家体制。而在这个体制里，农民就是农民。
你老说要让农民如何如何，这不是他们喜欢听的内容，他们不认同这个说法。
他们想听新地主、新买办、新军阀为这个国家做出了多少贡献，应该多分一块蛋糕，这才是他们想听的。
你给了人家蛋糕，别人才甘愿被你拉拢。
江浙财团们，给了老蒋他们蛋糕，因此老蒋被他们拉拢走了，而教员是想把蛋糕给农民给底层人民。
教员看的很明白，双方根本就不是一条道上的人。
所以他不遗余力的劝诫党内的同志，不要忘记自己的目标。不要被人一吓唬，就放弃了目标。
斗争不是目的，就像团结也不是目的，那些都是手段。
黑猫白猫，抓住老鼠的，才是好猫。
团结、斗争，达到目的的，才是好手段。
时刻谨记自己的目的，你就不会被这些浮云遮蔽双眼。
可惜，陈独秀已经被蒙蔽了双眼。
他没有勇气也没有能力，领导共产党人进行反抗。掩耳盗铃式一昧求全，期望可以通过不断调低姿态的方式，以维系两党的团结。
在压力面前，陈独秀开始变得面目全非，忽视了危险，忘记了目标。导致共产党人在错误的道路上，狂奔不止。
以致最后，在分蛋糕的前夜，共产党人被一脚踹开了。
当年的教员等人还是太年轻了，经验不太够。对老蒋这样的人，了解的少，防备的也少。
年轻的共产党人被老蒋上了一课，认识到了革命的残酷性，而这是通往成熟的必由之路。
就像人生一样，总有一段路，需要你自己咬着牙走完。）
